2008

　　新京報漫畫/許英劍
　　非常評
　　新聞由頭：近兩年來，廣東中山市開展創建“無醫鬧城市”活動，醫院里有裝備齊整的“治安員”晝夜巡邏，一旦出現情況，警方接到醫院報警後會在15分鐘內迅速趕到，出警時要求民警與醫鬧人員比例為3：1。從2012年4月開始到現在，近兩年來中山市未發生醫鬧事件。（4月1日《南方農村報》）
　　醫學人士 醫患矛盾和醫院暴力需區別對待
　　訪談嘉賓：
　　凌鋒 全國政協委員、宣武醫院神外科主任。曾參與過中山醫療糾紛調解中心建設試點調研，併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的提案中提出“將醫療機構列為公共場所進行安保”。
　　新京報：廣東中山實現“無醫鬧”的做法，和你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提案中提到的“將醫療機構列為公共場所進行安保”，是否一個思路？
　　凌鋒：中山、東莞等地是衛生部綜合治理辦公室的醫療糾紛調解中心建設試點，我也曾經參與過這一調研。但是，中山目前的經驗更多是試點探索性質和臨時性質，並沒有形成系統的醫療場所安全保障機制，更多是出於地方政府的政策推動和公安機關的配合。如果不能出台針對醫療場所的相關法律法規，只是臨時依靠政府政策推動，雖然能保障一座醫院、一個城市一兩年內不出現醫鬧事件，但這並不是長遠的解決辦法。如果沒有形成專門針對醫療機構的治安法規條例的話，在實際操作中就很難具有法律上的約束力，具有隨意性，也就很難向全國其他城市推廣。
　　新京報：就是說，雖然有效，但是具體方法並非最合適？
　　凌鋒：這樣處理減少暴力事件當然不錯。但很難讓每個地方都這樣做，畢竟要“於法有據”嘛！國家要靠法制，以法治國。最為關鍵的還在於儘快完善針對醫療機構的相應治安管理法律法規。把醫院這個每年全國有73億人次出入的地方列為公共場所，讓公安警察成為治安的主體。
　　此外，從操作層面，現在應當成立針對醫患糾紛的第三方調解機制。所謂的第三方就是排除醫患之間直接的連帶關係，由一個第三方客觀評價，然後像中間人一樣來評價誰錯誰對。而這一調解機制第三方里，一定要有相關法律人士，給予最合法、最合理的建議，給醫患雙方一個公道。
　　新京報：似乎不少人把“醫鬧”和“醫患糾紛”同樣對待，是否也增加了問題的複雜性？
　　凌鋒：醫患雙方本來就像一個戰壕里的戰友，團結在一起跟疾病做鬥爭的，發生了問題一塊商量來解決，這是一個正常的醫患關係的過程。可以說，全國範圍看，99%的醫務人員和患者，都是這樣一個同志加戰友的關係。
　　但與此同時，在醫生與患者的接觸過程中，很難避免矛盾，這個矛盾是深是淺是大是小，得從另外一個人文角度去處理。醫患關係和醫院暴力行為是兩個概念，而醫院暴力行為是必須用法治來治理的。醫患矛盾加劇是整個社會矛盾加劇的一個縮影，有若干個因素，如政府指導失誤，社會誠信度下降，媒體導向的偏頗，貧富懸殊増大，醫生自律的不夠，醫學人文教育的缺失，法律不夠健全等。
　　所以，必須明確，醫患關係的調解與醫院暴力需要不同的解決方式。不管是醫生，還是患者，都需要一個良好的治安環境，都需要在一個安全、肅靜，有尊嚴的場所去救治病人。如果沒有這個條件，醫生的技術和良知就沒有辦法去體現。
　　新京報：你認為比較理想的辦法是什麼？
　　凌鋒：全社會各方的問題各自解決。目前的當務之急是針對醫鬧問題，建立一個全面系統的解決方案，使得醫鬧事件有明確的法律法規可以依循。要把醫院內保變成安保，從體制上讓警察有所作為，制定法律條例，使得警察在執行過程中有法可依。 新京報記者 陳白
　　法學人士 制止“醫鬧”當慎用警力
　　我註意到，一些網站在提煉新聞要點時，突出“廣東中山兩年無醫鬧 出警民警人數為醫鬧的3倍”。言外之意，渲染了使用警力對於制止醫鬧的作用。
　　雖然相關舉措與“無醫鬧城市”之間有某種邏輯關係，但作為法律工作者，我認為存在涉嫌過度使用警力的問題，尤其是合理性和合法性值得商榷。
　　就在不久前的“兩會”期間，全國政協醫衛界89位委員聯名遞交“緊急提案”。委員們針對“兩會”期間各地連續發生的多起惡性傷醫辱醫事件，提出了將醫療機構列為公共場所進行安保，儘快出台《醫療機構治安管理條例》的建議。中山的“經驗”，似乎也契合了提案的精神。
　　從合法性角度而言，《治安管理處罰法》等法律將“旅館、飯店、影劇院、娛樂場、運動場、展覽館”明確列舉為公共場所，醫院不在其列，但法律在列舉之後往往還有一個“其他公共場所”之兜底範疇，將每日有數以百計、千計的就診人員自由出入的醫院，界定為“其他公共場所”範疇，應該沒有什麼問題。
　　但法律也並未規定，屬於公共場所就應當加強警力，安保升級，所以我們也未見到旅館、飯店、影劇院等公共場所有多少警力駐扎。包括醫院在內的公共場所，一旦出現治安事件，警方接警後都應根據情況，及時出動相當數量的警力，以維護現場秩序。
　　從合理性角度而言，醫院是救死扶傷的地方，進出醫院的人員大多為身心罹患某種疾病的患者或者他們的家屬，心情都比較沉重，因此，安靜、溫馨、平和的醫療氣氛，應成為醫院整體環境的主色調。醫院里不少裝備齊整的“治安員”抑或警察時時在病人及家屬眼前晃動，這同醫院的性質並不協調，應儘量避免。
　　傷醫辱醫事件畢竟是少數或個別現象，不應過度解讀，更不應過度報道和渲染，立法上更不應為個別事項立法（法律格言）。另一方面，醫院那麼多，又那麼大，到底需要佈置多少治安員或警力？何況，僅僅靠警力防範，恐怕防不勝防。再一方面，犯罪有自身的規律，有關研究表明，並不因為廢除死刑，殺人案件就增加；也不因為死刑使用頻繁，殺人案件就減少。
　　相比之下，我更看重中山市解決醫患糾紛的“五方機制”。報道中有這樣一小段話：醫院里專用的調解室里，圓形會議桌擺著“院方代表”、“醫調委”、“公安機關”、“衛生局”、“患方代表”五個號牌，各方可隨時坐下來調停醫療糾紛。應當知道，當患方懷疑存在醫療事故或其他醫療過錯時，同醫方溝通的心情十分迫切，但不少情況下，醫院對患方的訴求註意不夠，有時患方想依法複印一份完整的病歷也很困難，才導致患方採取了一些過激的方法，應是無奈之舉。
　　中山的“五方機制”是典型的“疏導”做法。我倒認為，“近兩年來中山市未發生醫鬧事件”，“五方機制”應是根本原因，光靠警力威懾去“堵”，而不靠化解引導機制去“疏”，糾紛還是糾紛，糾紛嚴重了還是會出事的。 □劉昌松（律師）　　（原標題：中山“無醫鬧”，能否被仿效）